1942年下半年，我奉命从军分区敌工科来武城工作。当时，武城正经历了日寇的“四•二九铁壁合围大扫荡”，形势非常严峻。军分区派我到武城来，是为了加强敌工站的工作。武城县敌工站站长是魏章同志，我任敌工站副站长。后来又增加了袁正伦等几位同志。在军分区、县委的领导下，我们锄奸反特、收集情报、瓦解策反日伪军，有力地配合了当地的游击战争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    敌工工作不仅艰巨、复杂，而且还十分危险，虽然过了几十年，仍记忆犹新。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。

      除掉陈信三

     饶阳店是武城北边的一个集镇（现属河北省故城县）, 距县城近50华里。日本侵略军在这里设了一个据点，驻一个伪军中队，中队长是刘信德。

      为了开展对敌工作，搜集情报，我们在饶阳店开了一个粮店，做为地下联络站。在粮店工作的敌工队员有薛风蛟、阎官云、孙金坤等。粮店开张后，据点的伪军经常到这里来玩。他们借故吃喝一顿，临走还捞上一把。我们也正好利用这一机会，在“应酬”他们的过程中，搜集有关的情报，掌 握据点的情况。时间一长，我们就和他们混熟了。通过与他们“交朋友”、“换帖”、“拜把子”等和他们把他们把关系搞 “密切”，从而掌握伪军内部的复杂关系和一些情报。有时，我们还给他们点好处，让他们给我们弄些子弹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伪军们就借故朝天放枪，打二百报一千，那八百就到了我们手里。

     我们在饶阳店的活动，引起了伪县长吴寄朴的注意。他 对伪中队长刘信德起了疑心，找了个借口把他调到了城里；另派国民党员、铁杆汉奸陈信三来饶阳店接替刘信德的职务。陈信三，名字“信三”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含义。其实，这小子是个认贼作父，为日本侵略军卖命，积极反共的铁杆汉奸。他17岁加入国民党，1942年来武城后即同伪县长、中统特务骨干吴寄朴拧在一起，为其主子卖命，搜捕我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。他还亲手打死了一个抗日村长，抓了不少拥护抗日的群众。他来到饶阳店后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暗地里却加紧了对粮店的监视。

     为了保护饶阳店粮店这个情报点，更好地开展敌工工作，中共武城县委决定，除掉汉奸陈信三以杀一儆百。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大队和我们敌工站。我负责了解陈信三的行踪，为县大队除掉陈信三提供有利时机。

     我们首先与据点内的司务长王春城建立了关系。我一方面给王春城讲国际国内形势、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，教育他弃暗投明，为抗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；另一方面，我利用他与陈信三的矛盾和磨擦，要求他监视陈信三，随时向我报告 陈信三的行踪。经过一段工作，王春城答应做内线，配合县 大队完成除掉陈信三的任务。

      一天晚上，王春城匆匆来到粮店告诉我说，后天中午，地主李老瑞请陈信三到饶阳店街上“迟子举”饭馆吃饺子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认为干掉陈信三的时机到了，即嘱咐王春 城，后天中午一定要设法把陈信三带到饭馆去。我遂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县大队。次日晚上，王春城把李老瑞请客的事告 诉了陈信三。陈开始推托不去，但他经不住王春城“酒席上 备有卤烧鸡、活鲤鱼、三鲜饺、二锅头⋯⋯”的诱惑，答应去赴宴。我们做好了明天中午行动的准备。陈信三按时赴宴了。当他喝得醉熏熏地嚷着让上饺子的时候，早埋伏在这里的县大队基干连战士突然出现在饭桌前，十分利落地把他捆起来，拖到街西背静处枪决了。

      除掉陈信三，打击了伪县长吴寄朴，震慑了顽固不化的伪军、汉奸。我们的敌工工作又顺利地开展起来。饶阳店粮店继续红红火火地营业着；敌人的情报、弹药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县委、县大队……

　　严惩叛徒

      一天，正是武官寨大集。我和薛风蛟、阎官云、孙金坤等同志来到武官寨小学教师刘金华家。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，我们常在这里落脚。今天我们一到，刘金华的女人又分外热情。她笑着说：“你们甭走了，今天正好是大集，买东西方便。等会儿我去买只老母鸡来，咱们炖炖吃！"说着，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。我也没推辞，便坐下来，喝着茶，抽着烟，扯起闲篇儿来。

     我们正聊着，突然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此人一身便衣打 扮，头上系着白毛巾，身穿蓝色对襟夹袄，布鞋，灯笼裤，完全是一身当地农民打扮。我印象以前没见过这个人，不认识，以为是闲赶集的，也没过多地想。来人也装作没事的样 子，借火点烟和我搭讪起来，挨个问我们“贵姓”。当最后问到我时，我不在意地脱口而出：“姓孙。”当我说出姓“孙”时，此人立刻一愣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这人是个大高个，一双贼眼睛滴溜溜乱转。待了一会儿，便借故走了。他的一进一出， 引起我的警觉。

      果然，不一会儿，武官寨伪警察所长宋鹤亭的外甥满头大汗地跑来。一进门就冲我说：“孙科长，你赶快躲一躲，阎大个子马上就带人来！”然后，他简单地说了事情的原委。

      他说的阎大个子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个人。他是武官寨言村人。这个人原是我们公安队的队员。我不认识他，他却认 识我。“四•二九”后，斗争形势恶化，这小子叛变投敌，当了汉奸特务，深得吴寄朴的赏识和重用。我们敌工站的活动，使城里的日伪军深感头痛。吴寄朴正悬赏捉拿我。这小子今天一见到我，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，一出刘金华的门，就直奔伪警察所。见到所长宋鹤亭就把我在刘金华家的情况 详细说了一遍。阎大个子万万没有料到，宋鹤亭早已被我们教育争取过来，成为我们的一个内线关系。我经常去刘金华家，宋是知道的。这时，宋有意磨蹭时间，问得详详细细，盘算着如何给我送信。正好，他那当勤务员的外甥站在一边， 宋便冲他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叫他赶紧给我送信，他外甥会意，立即跑了来。

       我听后一打愣：“好险啊！心想，此人不除，对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我当场把大夹袄一脱，对薛风蛟等人说：“在武官寨把他收拾了！” 随即又和他们研究了具体方案，我便换上衣服走了。

      不一会儿，阎大个子带人来了。他见我不见，就问他们，我干什么去了？他们装不认识我似的，随便应付着：“你问的是刚才坐在炕头的那个人吧？你走了不一会他走了。”阎大个子听了很懊丧。接着，薛风蛟等人又对阎大个子说：“你等他一会儿，说不定他还回来。来，坐下，咱先喝两盅。”这小子是个酒鬼，一说喝酒他就拔不动腿了。他忙打发跟来的人，就坐下喝起来。

     喝着吃着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薛风蛟又对他说：“今天，武官寨的一个人在集上卖了一头大牛，得钱不少，咱几个一块去弄点来花花。”阎大个子不知是计，一听说弄钱，他就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       到了晚上八、九点钟，他仨一直把他领到我们预先约定好的地方。一到这里，这小子一眼看见了我，就傻眼了。我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，冲他说：“姓阎的，你好狠啊！你不在公安队干，就回家种地，当个好老百姓。千不该万不该认吴寄朴做干爹，帮虎吃食，拿同志们的命去换官当！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不除掉你，你还会去害别人…….”

      这小子磕头作揖，求饶。我冲他人使了个眼色；“拉出去，不要开枪！……”因为一是深更半夜的，怕惊动敌人；二是当时弹药紧张，我们尽量节约子弹。他仨把这个叛徒拉到村外，挖了个坑活埋了。

     智逐龚东坡

     1944年12月24日，冀南军区六分区组成前敌统一指挥部，开始攻打武官寨等据点。我们县大队、敌工站参加了这 次战斗。因为我们敌工站掌握各个据点的情况，上级把开展 政治攻势、分化瓦解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。

       武官寨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，武器装备精良，周围还有半壁屯、双塚屯、董洪屯等七个炮楼相呼 应，是个比较难拿的据点。为顺利拔掉它，我率领敌工队员，通过内线的接应，先轻取了董洪屯炮楼。此时，又得到了武城城里的敌人要来增援的情报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我们决定采用“围点打援”的浅术，用少数兵力困住武官寨据点，把大部分兵力埋伏在武城通往武官寨的公路两侧，待消灭了敌援兵后，再攻打武官寨据点。

      25日上午，武城县伪县大队长龚东坡，副大队长刘信德，率伪军13个中队来武官寨增援。行至董洪屯炮楼，我占据炮楼的重机枪排及周围伏兵一齐开火，打得敌人狼狈逃窜。

     龚东坡带少数伪军，仓惶逃到梁庄，在梁庄被县大队俘虏。之后，我们又密切配合主力，一举拿下了武官寨及周围据点。

     捉住龚东坡后，我们原利用龚东坡这个“大”俘虏，交换两万发子弹。同时，想借龚东坡救援任务没有完成，反被 我方俘虏的时机，让宋鹤亭顶替龚东坡，接任伪大队长，以掌握城里敌人的武装。

      没料到，龚东坡这个狡猾的狐狸，趁押解监视的战士一时松懈，佯装解手溜掉了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交换子弹的事吹了，就连想让宋鹤亭接任大队长的计划也难以实现。

     怎么办呢？我想：此时龚东坡一定心魂不定。因为他不仅没有完成任务，怕受惩处，而且被八路军俘虏过，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。我们考虑，如果能利用他这个心理，吓他一吓，或许能把他吓跑，让宋鹤亭接任大队长的计划就有可能实现。

     于是，我同县委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派人找龚东坡谈话。去的人对龚东坡说：“你是大队长，八路军看押得那么严，能让你偷跑回来吗？没人信，这里面反正有事⋯⋯”这一席话可真把他吓坏了。他知道，日本人最忌恨逃跑回来的。他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了好法来。

     于是，龚东坡向来人请教怎么办？那人故意搔着头皮，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我看只有一个好法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干脆， 你跑吧，这样或许能捡条命。”龚东坡听这话和自己想得差不多，便决定逃跑了。

      龚东坡一跑，日本鬼子真以为他有问题，于是很快就让宋鹤亭当了伪大队长。之后，我几次冒险化装进城，找宋鹤亭晓以大义，促使他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时，他都能正确对待并痛下决心起义。终于在1945年7月，我们围攻武城县城时他毅然带领两个中队的伪军起义。

　　处决吴瑞符

      吴瑞符原是伪二区的征收主任，住在武官寨据点内。此人诡计多端，阴险毒辣，经常带领伪军抢粮杀人，不惜余力地为鬼子卖命。后来，敌人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城北部，设立了“武北办事处”。吴瑞符当了武北办事处主任更加耀武扬威、气焰嚣张。他到处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。群众对其恨之入骨。

     为了巩固我在武城北部的活动基地，县委决定，除掉吴 瑞符这个铁杆汉奸。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和县大队。  

为了除掉吴瑞符，我们和县大队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用了好几个捉拿他的方案，均未成功。

     一天，在香炉坡情报站，我和县大队侦察参谋竹魁及县 敌工队队员、县大队侦缉组战士一同研究新的作战方案。战士们纷纷摩拳擦掌，献计献策。

     膀宽腰圆的战士小叶说：“吴瑞符像只缩头乌龟，他是不敢爬出洞来的。”

     “是呀，他怕我们钳住他的长脖子。”战士杨木林接着说。

竹魁站了起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。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，吴瑞符的确是个狡猾的家伙。他自知罪恶累累，是不敢轻易出来的。要想除掉他，只有引蛇出洞。”

    “引蛇出洞！”我接他的话头说：“这是个好主意。”武官寨每隔五天就赶一次大集，在集市上行动既便于隐蔽，又利于行事。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个好主意。我又把话一转：“可怎样才能把‘蛇’引出洞来呢？"

       这时，我和竹魁共同想到了一个能把吴瑞符引出据点的人物薛风蛟。

     薛风蛟，付官屯人，30岁左右。他能言善辩，左右逢源， 极擅辞令，以前经常和敌伪汉奸在一起鬼混，为他们做过一些事情，深得吴瑞符的信任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薛风蛟又逐渐向我们靠拢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工作。我在武官寨开展敌工工作时，对他进行了教育和考验，并逐步把他发展成我敌工队的一名队员。

      于是，我找到薛风蛟，谈了我们的行动方案，让他在武 官寨大集那天，设法把吴瑞符引出据点来。

      这时，已是1944年的深秋，天气逐渐冷了起来，有钱人家开始置备过冬的衣服了。薛风蛟知道，吴瑞符是个视财如命、贪得无厌的人。于是，他进据点对吴瑞符说：“武官寨村长有一件上好的皮袄，明天大集准备卖掉。我想买下来送给你，不知你中意不中意？”吴瑞符平时曾接受过薛的一些财物，对此并不介意，一听又有“货”送上门来，忙问在哪里看货。

      薛答：“明天上午在武官寨小学。”吴瑞符一口答应下来。

      第二天，正是武官寨大集。根据薛风蛟说的情况，我和竹魁率县大队、县敌工站的队员化装成赶集的，早早来到集上，选好隐蔽的位置，望着武官寨据点，等着吴瑞符出来。

     临近中午时，薛风蛟来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姓吴的可真狡猾透了，我跑了几趟，他就是不告诉我出来的准确时间。

      竹魁问：“会不会不来了呢？"

    “不会不会！这小子贪吃得很，仅这个把月就从我这里 拿走了三千多元钱，一听见送东西给他，他肯定来。”

     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，眼看着已经到晌午歪了，赶集的人走得都差不多了。竹魁和战士们都非常着急。

      突然，情报员小梁悄悄地说：“出来了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据点望去。只见据点里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长得五大三粗，身穿黑色制服、马裤。此人正是吴瑞符。

     “终于出来了！”我舒了一口气，随即和竹魁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便向战士们发出了准备行动的信号。

     吴瑞符距我们越来越近了，也就是仅有几步了，竹魁掏出手枪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吴瑞符吓得一哆嗦，“呀”地惊叫一声，猛向后倒退了几步，几乎摔倒。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敢在自己眼皮底下拦截他。

     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大柱、杨木林猛地窜到吴瑞符身后，用力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架了起来。一个战士上前打了一枪，可惜是个臭子，没响。战士小刘带了个缺幺手枪，子弹大，保险。他上去打了一枪，把昊瑞符枪毙了。

     枪声一响，炮楼上的敌人听到了，开始向这边打枪。我 和战士们迅速撤离。

      我一边撤离，一边向后看，只见吴瑞符还在地上挣扎，看样子还未断气。伪军们走到他跟前，一看没死，有两人把 他往回抬，没走出几步，就见抬他的人猛地一扔。我当时估计，不是死了，就是故意把他摔死。我知道他对待部下也很不好，伪军也很恨他。

      当群众听说我们处决了吴瑞符时，无不拍手称快；伪军们则都心惊肉跳，心有余悸。

   　孙冠生（1916—1989 年）　恩县四女寺镇（今属武城）大孙庄村人。1939 年 6 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津浦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、团政委、县委书记、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、河南省军区副政委等职。       

     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从事敌工工作，机智勇敢地同日伪军斗争，瓦解伪军，打击了敌人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先后参加淮海、邯郸、郑州、成都等著名战役。1949 年 11 月，任四川省威远县第一书记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完成1738 万公斤大米的征购任务，超额 27.6%，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。1951 年，奉命率部队入朝作战，参加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。

      他长期从事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、路线、政策，忠于职守，克己奉公，为政清廉，从不吃请受贿。对子女和家人要求极严，在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副主任期间，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属子女乘坐飞机。他自觉加强党性修养，公休时间仍坚持学习，从不放松。长期和孙冠生在一起工作的干部说 ：“孙政委不钓鱼、不打猎，关起门来学马列”。

     1964 年，被授予大校军衔。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。